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排名仅次于重庆，人口和经济规模都是排名第三位的昆明的三倍，发展势头迅猛。从市中心的天府广场，沿着蜀都大道向东到春熙路步行街，沿途高楼林立，已经完全找不到蓉城旧时青砖黛瓦，绿树成荫的风貌。成都建城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，古蜀国第五世开明王将国都迁址成都，以当年周王迁岐“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”的典故，取名“成都”，并沿用至今，两千余年都未曾改变。古蜀国亡于秦穆公之子秦惠文王嬴驷，当年秦穆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，嬴驷在太子时犯法，其两位老师分别被施以劓刑、黥刑，穆公死后嬴驷即位，商鞅被诬告后逃亡，遭斩杀后尸体被送回，车裂于咸阳，并遭灭族。秦惠文王灭古蜀国后，改置蜀郡，治所为成都，命著名的谋略家张仪入川主持，仿照秦国都城咸阳在成都修筑大城、少城。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，蜀地社会安定富庶，享有“天府之国”美誉。

三国时期，成都成为蜀国的国都，人口和经济都获得进一步发展，刘备、诸葛亮去世后，后主刘禅投降魏国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蜀国被一分为二，成都属于益州治所。隋唐时期，成都经济发达，文化繁荣，并在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一次就是“安史之乱”，唐玄宗逃入成都，虽然路上丢弃了杨贵妃，但却带来了大批诗人和文学家入川，李白、杜甫、王勃、卢照邻、高适、岑参、薛涛、李商隐等都曾旅居成都。另一次则是“黄巢起义”，唐僖宗逃亡成都，并且一待就是四年，为四川留下不少景点。五代十国时期，四川重新出现了前、后两个蜀国，境内很少发生战争，维持了比较长期的和平。后蜀的第二任皇帝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，成都由此得名“蓉城”，成为如今官方简称。北宋灭后蜀在成都设成都府，虽曾发生过王小波起义短暂占领了成都，但南宋时期未受金兵入侵影响，使成都达到有史以来最繁荣的阶段。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人就出自四川眉州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标志性人物。南宋灭亡时蒙古人曾两次攻入成都并屠城，但明朝的两百余年四川基本保持稳定，直至明末爆发的农民起义，张献忠攻入成都自立为帝，从此以后成都便堕入了深渊。张皇帝在四川滥杀无辜残暴无比，被百姓冠以“屠夫”恶名。清军入川后，张献忠焚毁成都城，张献忠灭亡后，四川成了南明军队与清军争夺的战场，接下去康熙年间吴三桂发动的“三藩之乱”波及到了四川，乾隆年间的“大小金川之战”，咸丰、同治年间的“太平天国”将领石达开曾率军攻入四川，整个清朝的两百余年，四川就没有获得过安宁，大量生灵涂炭，导致许多地方断绝人烟。甚至灭亡清朝的“辛亥革命”爆发，其导火索也是来自四川的“保路运动”，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百姓制造的“成都血案”，直接促发了随后的武昌起义。成都在民国时期比较安定，日本入侵后这里成为抗战大后方基地，中央政府迁到重庆，沿海大量的企业、学校迁入四川，为成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，西南的重庆、成都和昆明成为抗战期间发展最快的经济、政治中心。解放后，四川作为“三线建设”的大后方，国家投资建设了许多重要的军工企业，至今在天府广场上还能见到伟大领袖的塑像，可见四川人民对领袖的感激之情。春熙路是成都最古老的商业中心，相当于上海南京路和北京的王府井，经过改造之后变成步行街。距天府广场大约2公里，步行只需要半个小时。春熙路聚集了许多购物商场，名牌荟萃，是成都最重要的商圈。春熙路是成都最早的商业中心，不仅盘踞着许多大型商场，而且还有许多老字号。春熙路据说出自于四川都督杨森的手笔，杨森掌管成都后把修路作为自己的施政要点，他派遣士兵拆除了这里私搭乱建的店铺，打通了整条大街，此后这条街成了成都最主要的商业中心。文革时期，春熙路曾更名为“反帝路”，沿街的许多老字号都被改了名。文革后期全国经济一落千丈，“天府之国”也黯然失色，许多四川人背井离乡寻求生路，这在张贤亮的小说《牧马人》中曾有详细的描写。如今的四川和成都不可同日而语，人民已经免除了饥馑的威胁，经济的活力再次迸发出来。春熙路附近的街边，能够见到摆摊的零售小贩。成都的城市管理比较人性化，这种摊贩如果出现在北京的王府井会是难以想象的。繁忙的总府路人行道上停满了摩托车和电单车，这在北京也是难以想象的，感觉成都虽然是一个大都市，但仍然是一个适合百姓生活的地方。成都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，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基础设施获得了提升，但是原来的地方特色也在逐渐失去。在中国现代化的大潮中，各地的差异性越来越小，同质性越来越高，这多少令人感到可惜。